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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值此之际，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推出“中美关系的潜力、张力、角力”系列报道，全程追踪特朗普访华行程，倾听不同领域、各个圈层的真实声音，全方位盘点中美关系，呈现潜力、张力和角力并存的图景。
自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曾经一度对华摆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抡起名为“解放日关税”的大棒，其中对中国的关税税率一度接近150%，震惊全球。然而，美方的态度很快在中国一系列有力、有理、有节的反制措施下转向缓和。此后中美之间举行了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了贸易战的暂时“休战”。最新一轮经贸磋商也即将于5月12日至13日在韩国举行。
去年秋天，五角大楼向特朗普呈上的国防战略文件草案中，延续过去十年的表述，将中国视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安全威胁。当时就有知情官员对媒体透露，特朗普对此表示反对，并命令五角大楼重新撰写该文件。在今年1月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对中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论调。该文件的一份非机密版本这样写道：“特朗普总统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先后于去年7月和今年4月刊发文章，讨论为何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从强硬转向缓和。这两篇文章更多地从中方的反制措施给美国造成的压力，以及特朗普对访华的期待切入，但对于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对其对华政策影响几乎没有着墨。
也许，这也正是特朗普2.0的一个显著特点。
谈及这一话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和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韵都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与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内的历届美国政府存在很大不同，到目前为止，在对华议题上占主导地位和做最终决定的“只有特朗普本人”。孙韵还指出，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其他人都是扮演的辅助角色。”
在鹰派环绕中的特朗普却未必会强硬到底
早在特朗普刚刚二度当选总统的2024年年底，美国媒体就盘点了如今特朗普2.0时代的那些鹰派人物——国务卿鲁比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华尔兹、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等人。
但是，报道也指出，这些鹰派人士可能会发现他们与特朗普政府中的抗衡力量有冲突，比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其他不想颠覆对华商业关系的同仁们。而最关键的还是特朗普，他在谈到中国时“更注重交易而不是意识形态”。《纽约时报》当时就指出，特朗普可能会考虑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更温和的态度。
去年7月，《纽约时报》另一篇探讨特朗普对华转向缓和的文章则指出，卢特尼克和鲁比奥始终紧跟特朗普的立场，而特朗普更像是一个交易者，而非“国家安全鹰派”，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那些持鹰派立场的成员却因被指忠诚不够而遭解职。
媒体这样的分析存在实际的案例佐证支持。标志性事件是去年4月，曾参与制定以更激进手段阻止中国投资的国安会负责科技事务的高级主任费思（David Feith），以及其他被视为对华强硬派的顾问被特朗普解雇。曾是协调美国政府在科技和中国问题上行动的重要中枢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技术与国家安全理事会则被解散。
此外，在去年5月，另一位对华鹰派人士——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华尔兹也被解任，并被提名转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曾在“美国在台协会”任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简以荣（Ivan Kanapathy）得以留任，但他的整个团队，包括负责中国事务的工作人员，都被解雇了。
而另一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中相对务实的一派官员，似乎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调整多少发生了一些作用。《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就提到，去年4月中方管制稀土出口以反制美方的关税大棒，令特朗普团队措手不及。据知情官员透露，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其他人呼吁特朗普取消关税措施，缓和贸易战，以使这些矿产恢复供应。
有专家今年3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就曾表示，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中美关系有一种新现实主义的看法。他以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举例，指出美国年轻一代的政客们，看到了中国实力迅速崛起的过程，认识到中国有足以与美国竞争的能力，这表明他们对中国还是能够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实事求是的看法。
刁大明则对澎湃新闻表示，从过去一年多的情况看，在对华议题上，美国政府各部门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谁能更有效执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比赛，“谁更有效执行，可能将来特朗普就更认同谁；特朗普更认同谁，这个人又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政策。”
在特朗普新任的小圈子里，有两个人相比于万斯和鲁比奥更值得关注——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David Perdue，戴维·珀杜），虽然在物理距离上离特朗普更远，但他身处驻华大使的位置，以及他与特朗普的亲密关系，或许能使他在对华政策上具备更多的影响力。
另一位是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安斯（Steve Daines）。他2012年当选联邦众议员开始从政，2015年起担任蒙大拿州联邦参议员。在第一任参议员任期期间，戴安斯就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与特朗普的公共政策立场吻合度已高达86%。他也被媒体称为“特朗普盟友”（Trump ally）、“特朗普的亚洲事务专家”（Trump’ s Asia expert）。
当然，就如刁大明和孙韵指出的，占主导地位和做最终决定的“只有特朗普本人”。
他的电话直通白宫而非雾谷
关于庞德伟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庞德伟的宣誓就职仪式是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的，特朗普亲自出席，国务卿鲁比奥主持。这是美国大使就职中极为罕见的一幕，也凸显了特朗普与庞德伟关系的亲密。
相比而言，此前两任驻华大使的宣誓就职仪式就没那么特别。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是在艾奥瓦州议会大厦宣誓就职，他本人曾两次担任艾奥瓦州州长，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也与中国领导人相识多年。拜登政府的驻华大使伯恩斯的就职仪式则是在国务院由时任副国务卿舍曼主持，并通过X平台宣布。伯恩斯本人则是一名资深外交官，其在国务院的履历从非洲起步，并在中东、欧洲和北约等地区和机构任职，还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一直以来，美国外交界都有个说法，‘驻外大使抄起电话能打给谁？是雾谷（注：美国国务院所在地）还是白宫？’”刁大明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庞德伟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属于后者，这对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及相关议题上的决策来说，“（与电话打到国务院）还是差别很大的。”
在2014年投身政界之前，庞德伟已是在美国企业界拥有四十余年经验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新加坡、美国、中国香港等地居住。1992年，在香港期间他曾出任莎莉集团（Sara Lee Corporation）的亚洲业务高级副总裁，负责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寻找供应商。
2014年，庞德伟在竞选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期间，从一个拥抱“全球贸易”的商业人士，转变为赞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支持者。他在参议院尽力维护特朗普的议程，再加上他的堂兄桑尼·珀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被任命为农业部长，这些都令他与特朗普的关系变得密切。
2024年12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提名庞德伟担任驻华大使时表示，庞德伟“40年的国际商业经验和曾在参议院任职的经历，将为我们构建与中国的关系带来宝贵的专业知识”。他强调，庞德伟的忠诚以及他推进本届政府在亚太地区战略的能力，“将在实施我维护该地区和平以及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的战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孙韵看来，庞德伟接替资深外交官出身的伯恩斯，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并不是很令人吃惊的事情”。“建制派外交官或有几十年任职经历的外交人士从来不是特朗普挑选大使的首选。” 孙韵对澎湃新闻表示。
2024年12月，再度当选总统不久后，特朗普宣布了多名外交使节提名人选，其中包括多位“几乎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候选人。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非职业外交官出身的使节任命比例达到46%，远远超过被认为是惯例的30%的上限。不过美媒指出，特朗普在提名一些驻关键国家的大使时，选择了相对更有经验的人选。
孙韵认为，到了第二任期，在选择驻外大使的问题上，相比于从政经验，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更看重被提名者和他的私人关系。“庞德伟本人曾在中国工作的经历，在政治上对‘MAGA派’（让美国再度伟大）比较忠诚。”孙韵对澎湃新闻分析道，“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之初就强调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经贸问题，庞德伟被认为是对特朗普相当忠诚的一个人选，又有商业的背景，又有驻华的经验，又愿意忠实地执行总统对华的政策，这些考量都是更重要的。”
刁大明也向澎湃新闻表示，从庞德伟的履历来说，与其说他是从政治人物转向外交官，不如说他是“从商人转向了外交官”。“庞德伟长期在商业领域打拼，由他出任驻华大使，更像是特朗普选择了一个能够代表特朗普本人，以及他们所共同代表的美国商业利益在中国的代理人或经理人。”刁大明说道。
特朗普与中方沟通的关键桥梁
“今天我到了北京。很荣幸能够代表特朗普总统成为美国驻华大使。我已准备好开始工作，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2025年5月15日，刚刚抵京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这样一条帖文，而配图则是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第一张自拍照。
2025年5月15日，刚刚抵京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第一张自拍照。
履新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庞德伟。王毅欢迎庞德伟履新，希望他做中美之间可信的沟通者、分歧的调解者、合作的促进者。
“沟通对于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庞德伟在与王毅会面后，在社交平台上这样表示。通过查询社交平台，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华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与王毅会面外，庞德伟还与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和商务部长王文涛等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刁大明认为庞德伟在获得提名之后“快速进入了角色”，“就像他给自己起了中文名一样，给人感觉他极其看重这件事。”履职近一年的时间里，庞德伟既与中国高层进行了很多沟通，也去了不少地方，“而且沟通的议题显然是美国关注的，比如与中方公安部高层会面，就是为了禁毒、非法移民这些话题。”
去年6月之后，庞德伟前往广州、上海、武汉、沈阳、天津等多地访问。今年1月，他去香港出席高盛全球宏观论坛2026。这是他就任驻华大使后首次访问香港，也是他时隔多年重回这个自己曾经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
而和众多美国来华人士和机构的频繁交流则构成了庞德伟大使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部分。2025年5月，庞德伟先后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夫妇及美国学生团体，以及美国谷物协会（U.S. Grains Council）；6月，他又与美国业界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美国商会，及上海美国商会进行了“良好会面”。
刁大明向澎湃新闻指出，庞德伟展现出来了这种希望沟通、希望传话回去的态度，也让中方更接受他、愿意见他，也给了他在很多议程上进一步与中国高层沟通的机会，恰恰强化了他这种桥梁的作用。而庞德伟在目前美国的对华决策链条中也有效地发挥了沟通者和桥梁的作用。
孙韵也认为，庞德伟与特朗普有私人关系，作为驻华大使来讲，“他会被认为是更加直接地通往白宫的路径，肯定能够起到第一时间沟通的作用，但这并不影响白宫如何决策。”
就在庞德伟赴中国履新的两个月前，2025年3月，戴安斯访问北京，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首个访问中国的共和党阵营高级别官员。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当时，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等分别与其会见。戴安斯表示，美中关系非常重要，双方应加强对话，“我愿在这方面多做些实事”。路透社此后披露称，那次访华前，戴安斯专门与特朗普进行了协调。
戴安斯也是目前共和党内少有的具有在华工作经验的政治人物。公开资料显示，他早年曾就职于宝洁公司，在中国生活六年，拥有独特的在华工作背景。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与商业上的关系，自特朗普首次执政以来十年间，戴安斯已经成为特朗普与中方沟通的关键“中间人”。他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积极参与了中美贸易谈判，并作为参议员多次访问中国。在2019年，戴安斯和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庞德伟一起访华，与中方会谈。行前两人还与特朗普、时任财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沟通。
今年5月，就在特朗普访华前一周，戴安斯再度率领一个美国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来到中国。这次他先到访上海。5月7日，外长王毅、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先后在北京会见戴安斯及美国参议员代表团。
20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对于戴安斯此次访华，刁大明指出，中方在接待上给予戴安斯的礼遇，说明中方对于在美国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对华态度相对比较务实、希望推进稳定的经贸关系的有识之士还是比较重视的。而戴安斯此次率领的是一个跨党派团队，也代表了美国两党和政界人物一些务实的，至少是希望和中国沟通的想法，这种想法也得到了中方一定程度的回应。在特朗普即将访华的背景下，中方此举也能为访华营造一个积极的氛围。
戴安斯在此次访问后的声明中直接提到了特朗普访华，声明称，两党代表团讨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直接、公开沟通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希望下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能够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
特朗普也希望中美关系“不要掀起波澜”
如今，特朗普即将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自4月以来，包括戴安斯访华在内，中美在经贸、工商、智库、人文等各层面也开启了一连串的密集的交流互动。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整体保持平稳可控的总体态势。然而，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却让人担心中美关系在他剩余的两年多任期内再次陡生变故。
对于特朗普的多变和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孙韵认为不必过于担忧。“特朗普最终选择的是中美关系寻求战略稳定的方向，大家预料的中美关系风高浪急、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现实却是，中美关系在他第二任期以来是趋稳向好的。”因此，孙韵认为，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不是坏消息，反而是利好消息。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同寻常地摒弃了第一任期制定的政策。此前那项由特朗普1.0时期批准、获两党支持的战略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对手。而特朗普2.0框架在美国对华政策、贸易做法和论调上出现重大转变，其背后的新原则是：不要掀起波澜。
刁大明分析道，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虽然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总体保持了稳定，这也是特朗普本人希望看到的局面。他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甚至可以通过互动去引导和塑造有关政策，“比如我们可以努力让他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主动性、保持积极性，让他感觉自己主导对华政策对美国有利，而如果是他的团队成员主导的话，就会出现更多不利于美国的事情配资炒股真专业，不利于‘让美国伟大’。这样的话，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也可能被控制到最可控（的程度），中美关系的稳定也可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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